第四章 中央与地方之博弈

一、反应迟钝之中央政府

两次鸦片战争，将中国推到了近代世界的风口浪尖。它在给清政府带来严重的统治危机的同时，也给统治者调整政策、迎接挑战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机会。如果统治者能够抓住这个机会，革固鼎新，对外开放，积极赶上世界的潮流，未尝不是一个关键的契机。但是，最高统治者却仍然固执地拒绝睁开眼睛，不敢正视现实，从1840年至1860年，中国在关键的年代里白白地损失了20年宝贵的光阴。

接纳，还是排斥，这已经成为清朝统治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。

就道光皇帝而言，他亲政勤政，生活俭朴，对于被迫签订的《南京条约》，终身抱恨，常常觉得愧对列祖列宗，故在弥留之际留下遗诏：“朕万年之后，断不可行郊配之礼。”不可为他设立“神圣功德碑”，这说明，他并不糊涂。然而，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执政者，他太昧于世界形势，天朝上国之梦积习实在太深，对于西方殖民主义者贪得无厌的欲望缺乏清醒的认识，以为中英议和条约既然已签，英夷的愿望已经得到满足，中国就会像从前那样恢复永久性的平静。因而，战后，他不积极去总结失败的教训，力求改革振兴，反而堵塞言路，讳谈西事，直到道光三十年（1850年）去世止，大清国所有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等各个方面，仍然原封未动，中国现代化根本没有起动，战后十年的黄金岁月，就这样像流水一样白白地流失掉了。

至于咸丰皇帝，那就更等而下之了。他原本就是一个庸才，充其量也就适合做个太平年间的安乐王。他对世界局势的认识与乃父道光皇帝比起来，也高明不了多少，直到咸丰八年（1858年）英法联军兵临城下，还在斤斤计较外国使节觐见时一定要遵守三跪九磕的大礼。从道光三十年至咸丰十一年（1850—1861年），中国在他的手中又白白地浪费了10年之久。

清朝统治者有一个重要原则，这就是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，决不允许西方国家的使节驻进北京。

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，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，中国以割地赔款而告终。鸦片战争以后，西方列强对清政府的控制不断加强。与此相适应，清政府的统治机构也开始逐渐发生变化，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，陆续建立了一批专门办理对外交涉事务的机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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