序

余八十初度，撰忆双亲一文。读者多劝余继述生平经历，以飨并世。余念自幼志学，老而无成，妄有自述，岂不腼颜。惟生平师友，自幼迄老，奖劝诱掖，使余犹幸能不虚度此生。此辈师友往事，常存心中，不能忘。今既相继溘世，余苟不加追述，恐其姓名都归澌灭，而余生命之重要部分，亦随以沦失不彰。良可惜也。惟余所欲追忆者乃远从七十年前开始。自大陆来港台，亦已有三十年之久。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，以今思昔，皆已恍如隔世。而况忧患迭经，体况日衰，记忆锐退，一人名，一地名，平常自谓常在心中，但一临下笔，即渺不可寻。有时忽现脑际，未即写下，随又忘之，苦搜冥索，终不复来。而又无人可问。如写第一篇果育学校事，当前相识已无一人同历其事者。第二篇写常州府中学堂事，在台有一人，在港复有一人，年皆长于余，皆垂垂九十矣。余所思，未必即彼所知。此皆前清时代之事。下逮民初，亦复如是。故凡余所述，皆属一鳞片爪，而已费九牛二虎之力。但既到老不忘，则可确证其为余生命中之重要部分，务求叙述真实，亦属余对生命之自惜。纵属一鳞片爪，在余则弥自珍重。而余之生命，在此时代，亦属可有可无。增余一人不为多，减余一人不为少。惟此七十年来，世风时态，骤转亟变。余所追忆亦可使前世风范犹有存留。读此杂忆者，苟以研寻中国现代社会史之目光视之，亦未尝不足添一客观之旁证。有心世道之君子，其或有所考镜。是则凡余之所杂忆，固不仅有关余一人之事而已。又余双目已不能见字，信笔所至，写成一字即不自睹。工拙更不可计。亦有心中极明白极清楚之事，不敢放笔。若以白话文写出，则更恐浪费纸张，浪费读者之光阴。故下笔力求其简，庶亦可告罪于万一耳。知我罪我，是在读者。

一九七八年春钱穆自识于台北士林外双溪之素书楼，时年八十有四。此序先成，全稿起笔于一九七七年冬，于一九八二年之双十节停笔，前后历五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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